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浅谈三皇五帝传说与《圣经》年谱比对研究

2020-06-07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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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-03-06圣经

  一、人类上古史,东西方经典的理论架构基本一致,经典理论视野与框架内含且大于生物进化论的视野与框架

  中国关于人类起源的传闻,流传最广的是盘古开天辟地,精气化为人、天地万物、宇宙。该传说与圣经的记载是一致的,即人不是单纯地生的,而是“宇宙至高神造化”的。“人是天地孕育”比“人是猴子进化”更经得起现代科学的检验,因为一方面物种进化本身就是天地共同作用的结果,另一方面,“天远远大于地”的基本事实,不仅决定了地上的原因不是唯一原因,而且也决定了相对于天来说,地上的原因是完全可以忽略的原因。换一句话说,如果将人种局限在猴子的进化上,就犯下了“只见树木,不见森林”的大错,永远找不到真理。中国关于人种繁衍的传说,流传最广的是伏羲繁衍出人类。至于伏羲,则是天地感孕之子:“母曰华胥,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庖羲于成纪”。在这一点上,伏羲与基督差不多,两人都有母在地、有父在天,都是天地共同孕育的新人种。中国关于男女关系的传说,流传最广的是伏羲女娲是兄妹,女人也被看成是人类始祖。《说文解字》记载:“娲,古之神圣女,化万物者也。”但圣经关于男女关系的记载,女人是男人的肋骨演化来的,不被视为人类始祖。圣经的说法同生物学上的物种从雌雄同体到雌雄异体、不断演化完全一致,具有很强的科学性、可参照性。

  通过比对,我们发现:东西方关于当今人类的基本问题“物种起源、人类繁衍、男女性别”的理论基本一致,因其视野“地-人-天”的大视野远大于生物学“物种-物种”的小视野,故更加宏大合理。用遗传学的观点来说就是:人种是地天巨大变异的产物,地只提供元素与母体,人种主要由天而生(天神感应)。三种人种起源学说中,“猿猴进化论”视野最小,“外星人下界”居中,“高于天、宇宙的神所生”视野最全面。

  二、《圣经》年谱为上古人类重大事件的发生提供了准确时间

  现在的问题是,地球出现新人种有确凿的时间吗?答案是:有,可通过圣经对家族年谱的记载推算出来。

  1、圣经以年谱的形式记载人类在地星从起源到耶稣的日子,基本上每一代都有据可考,具有时间清晰的优势

  圣经旧约和新约都有年谱。新约中的耶稣年谱是从亚伯拉罕开始记载的,从亚伯拉罕到耶稣,每一代祖先都有名有姓,是记载明确、没有歧义、可以作为考古证据的人类年谱。旧约的年谱分成两段,一段是从亚当到挪亚的年谱,另一端是从挪亚到亚伯兰。旧约年谱虽然年代久远,但时间和代数依然很清晰,如果同新约相互验证,依然可以推算出人类上古重大事件发生的准确时间段。因此,以《圣经》年谱为依据,可以弥补当前人类上古史,东方有详尽的传说,但传说发生的时间不准确的缺陷。

  2、亚伯兰在人类历史中承前启后,他的出生年份是公元前1813年,这一点至关重要

  根据犹太人的传统记载,亚伯拉罕生于公元前1813年。亚伯拉罕的后裔,大卫的子孙,耶稣基督的年谱在马太福音里面记得非常清楚:“亚伯拉罕生以撒。以撒生雅各。……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,又有十四代” (太1:1-1:17)。耶稣年谱修到亚伯拉罕为止,乃是因为亚伯拉罕是人恢复上帝信仰、走入恩典时代的标志,是人类新约时代的祖先。在亚伯拉罕之前,西方人普遍不敬上帝,因亚伯拉罕思念上帝,故被神拣选为万国的父,上帝信仰是他被拣选的主要原因。

  3、从亚伯拉罕到挪亚,倒推出来的年代为公元前1813年-公元前2703年,从挪亚到亚当,年代为公元前2703年-公元前3759年,公元前3759年以前的历史,如果有,也不再是当今人类的历史

  亚伯拉罕之前,最好人是义人挪亚。义人挪亚的存在,为我们考据传说中的大洪水以及大禹治水的时间提供了确切的证据。挪亚的子孙列表如下:

  不仅如此,《圣经》还记载了挪亚的年谱,这个年谱一直上溯到亚当:“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。……挪亚五百岁生了闪,含,雅弗”。依据经文推算,亚当也就是人类始祖诞生的年份是公元前3759年,在这个年份之前出现的物种都不是人的祖先,至少不是当代人的祖先。现将这些年份列表表示如下:

  三、东方有传说事迹,无确凿年谱,西方有年谱,但事迹不详,二者结合起来,人类上古发生的事件、时间都会很清晰、很完美

  圣经年谱只要倒推就可以从耶稣一直推到亚当――《圣经》中的人类始祖,从而得出地球人作为一个新物种所产生的具体年份。用这个年份同中国人流传的上古传说相互比对,无疑为我们考古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手段,大幅度减少了人类起源研究的盲目性。比如,我们可以清楚地推算出,伏羲、女娲生于公元前3759年左右,两人共同在中国(神州、伊甸园)生活120多年后,被改名“亚当、夏娃”,驱逐到西方后繁衍出西方人。除伏羲女娲事件以外,其他事件如“炎皇事件、禹王事件”同样也可以找到确凿的时间,变得很清晰、很完美,兹尝试如下:

  1、圣经年谱可以帮助我们将大洪水前期(炎皇与五帝时期)固定在公元前3630年-前2102年之间,“炎皇子孙”与“亚伯拉罕的子孙”作为东西方人的称谓,依据何在,也可以显明

  炎皇是东方三皇中的.最后一皇,也是三皇中唯一留下很多证物的人。炎皇被称作东方人的祖先,东方人自称“炎皇子孙”【“炎黄子孙”有可能是“炎皇子孙”的讹传,因为祖先只能是一个人,不可能两人同为祖先】,以区别于西方人以“亚伯拉罕”为祖先,自称“亚伯拉罕的子孙”。 依据圣经年谱,我们大致可以将伏羲女娲被赶出东方的时间定在公元前3630年。理由是:《圣经》记载伏羲女娲到西方后,改名亚当夏娃,三年生了三个儿子。“有一日,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。夏娃就怀孕,生了该隐(就是得的意思),便说,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。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。亚伯是牧羊的,该隐是种地的(创4:1-创4:2)。亚当又与妻子同房,她就生了一个儿子,起名叫塞特,意思说,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,因为该隐杀了他(创4:25)。”“亚当活到一百三十岁,生了一个儿子,形像样式和自己相似,就给他起名叫塞特。”赛特是亚当被赶出伊甸园3年后生的,那时亚当130岁,被赶出时是127岁,即公元前3630年。伏羲女娲被赶出以后,东方进入炎皇时代。此前,人类与神同居东方神州127年,这时期人类以伏羲女娲为皇,时间为公元前3759年-前3630年之间。

  有了固定的时间段,对历史事件与考古发现的处理与整合就容易多了,很多神秘事件与神话传说也就消除了神秘色彩。例如,汉字的起源和使用都很神秘,为什么要将人类初始阶段称作“皇”呢?在汉字典籍里是无法解释的。但依照《圣经》的记载,却解释得很合理:初始时期人与上天(神)保持一致,是地球上万物之王,但这个王是由神白白给的,并非人努力得来的,所以初始时期是人“白白作王”的时期。表示这个时期的“皇”字,自然也就“白、王”构成,寓意为“白白作王”。又比如:重大历史人物的生死都是有传说的,为什么伏羲女娲之死东方没有传说?原来他们被赶出了东方,并没有死,所以没有传说。再比如:为何东方文化是“人之初,性本善”的文化,而西方文化是“人之初,性本恶”的文化?原来东方人居住在神州,与上天保持完全一致,与天神、上帝共同在伊甸园(四川盆地)生活了127年。在这127年里,人类的繁衍是不受限制的。东方人的始祖炎皇,是人未背叛上天时生的,所以生来就“善”,是“人之初,性本善”的文化。而西方人是人类始祖犯罪后生的,所以生来就要受处罚,是“人之初,性本恶”的文化。

  显然,将《圣经》与东方传说综合起来看,大洪水前的人类实际上是东西两个群体组成的。东方以炎皇为祖,西方以赛特的子孙亚伯拉罕为祖。炎皇是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内生的长子,他们被赶出之后,东方由炎皇继承了皇位。炎皇去世后,东方走入了帝时代,这个时期人再“白白作王”已经不可能,上帝与高度发达的外星文明也依照“善恶之约”离去,人类只能自己面对死亡,祈求上天的垂示。所以,汉字“帝”的字形就是代天垂示,从“巾”。中国三皇五帝时期都信上帝,不信上帝是大罪,所以,“人之初,性本善”的基本定性得以维持,文化传统得以延续。西方人是犯罪后生的子孙,很难信上帝,所以越来越败坏,最终引发了大洪水。大洪水发生以后,东方和西方都走入了王时代。尽管王时代都是一个以力为治的时代,禹王为东方第一王,首次以暴力维护自己政权的世袭,汉字“王”的字形还是提醒人们:“以十字架顶天立地者王”。

  显然,人认祖并非血缘优先,而是信仰优先。因为炎皇信上帝、亚伯拉罕信上帝,所以事迹伟大,分别被称为东方人的祖先和西方人的祖先。而伏羲、亚当虽然是全世界所有人的血缘祖先,但因为他不信上帝,犯了罪,就不再被东方人、西方人称为祖先。但遗憾的是:由于三皇时代在东方没有权威经典作证,使得考古学研究这个时代疑古成风:“三皇五帝的整个系统是汉代人所组织

  的”[1]。实际上,三皇时代并非全无证物,尤其是三皇的最后一皇“炎皇”,不仅是可以考证的一个历史人物,而且他在中华大地上留下的证物数不胜数,包括众所周知的炎帝陵。否认三皇五帝,必然损害中国文化传承,破坏国家稳定,阻碍中国梦的实现。

  2、发生大洪水的《圣经》时间为“公元前2103年”,大洪水之后,中国告别辉煌的“三皇五帝时期”,进入群雄混战的王时代

  在中国,按《竹书纪年》、《尚书》、《史记?五帝本纪》、《史记?夏本纪》、《山海经》、《夏商周年表》、《三皇五帝时代》、《中国远古帝王谱》相互验证来推理,大禹治水最早开始于公元前2119年,成功于公元前2106年[2],这与《圣经》记载的时间仅相差1年多,完全可以忽略不计。《圣经》的经文是:“(创8:13)到挪亚六百零一岁,正月初一日,地上的水都乾了”。挪亚601岁的年份是公元前2102年,因为大洪水持续了1年多,可推出发生大洪水的年月日是公元前2105年以后。需要注意的是:大洪水之后,虽然大家依然敬畏上帝,如商讨伐夏的主要理由就是:“予畏上帝,不敢不正”[3],但政权世袭的王时代对上帝的信仰远不及三皇五帝时期。

  结语:东方传说与《圣经》年谱相结合对世界统一文化根基的建成至关重要

  《圣经》明确作为全新物种的人,是一出现就会思考、说话、发明文字、掌握科技,能创造了现代文明的人,他与考古发掘中发现的生活在新旧石器时代的猴子、类人猿、智人物种(如果确实存在过,而不是编造的话)是完全不同的物种。这个物种在地球出现的节点就在公元前三千七百多年左右。他与其他万物的主要差别是他有灵魂和精神,能与上天沟通:“(创2:7)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,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,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,名叫亚当”。“(约6:63)叫人活着的乃是灵,肉体是无益的。”从这个意义上说,东方传与《圣经》说将人的起源只上溯到三皇五帝时期为止,而不是将其推到公元前4000年或者前5000年,甚至将类人猿、智人学说也纳入人类起源史,正是看中了“上天、宇宙对人的作用远大于猴子、地球对人作用”这一基本真理的结果。

  当今世界正在快速走向统一,亟需统一的文化根基。但是,宇宙如此浩大,人类文明历时如此之长,地域如此之广,以致人类要说清楚自己到底是从哪里来的,不仅十分困难,而且毫无底气。在人类起源研究近似空白的情况下,地星由分裂走向统一、各色人种文明的融合也就失去了理由与目标。毫无底线地将人的起源推到猴子,甚至推到泥土,即便有理,也会使人类失去发展方向与精神家园,并且会阻碍人类统一的文化根基的建成。而在历史研究中,认真对待东方传说与《圣经》年谱,将东方传说与《圣经》年谱相结合,能为人类同根同源提供强有力的证据,不仅是一种方法,也是一个好的价值取向,对世界和谐、统一、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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