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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教运动时期

(主后1517年 ~ 1648年)

 

【改教运动的基本观念】改教领袖们所强调的基本内容如下:

    (一)改教领袖们主张回到使徒教会形态。他们深信使徒教会才是教会当有的形式与属灵光景。初期教父们如耶柔米、居普良、俄利根、亚他那修的著作,重新出版,给改教者们很大帮助;奥古斯丁的著作,尤受偏爱。从这些圣徒们的著作中,他们认识了早期教会的单纯,和他们当日充满繁复仪式的教会,截然不同。因此,改教领袖们致力于减少教会的仪式、习俗及传统,而强调传扬“真道”及“因信得救”的福音。

    (二)他们也强调“信徒皆祭司”的看法。意思是:每个人可以直接与神交通。人得救不是借着教会,只因信基督便可成为教会的一份子。罗马天主教以祭司称呼圣职人员,表明他们像祭司一样,站在神和人中间,代替人说话。改教者则着重每个信徒都是祭司,每个人都可以与神面对面交通,不需经过教会所扮演的“中保”的角色。

    (三)改教领袖们认为教会是信徒的集合,而不是“圣品人员的阶级组织”。这种观念早于一百年前胡司时代就已提出。他们把教会看成一个有机体(Organism),信徒们在这个活的身体中彼此相属;他们绝不认为教会是由圣品人员组成的“机构”(Organization)。在行政的功用上,改教者也承认教会“组织”是必要的,只是在救恩的获得上,却不需要经过这个组织。

    (四)改教领袖们强调圣经是信仰与生活的最高权威。早在改教运动以前,已经有许多教会领袖主张将圣经分给一般信徒。威克里夫将大部分“武加大”译成英文;丁道尔(Tyndale)也翻译了圣经。但罗马天主教严禁非官方的翻译,以致丁道尔付出生命的代价,被火焚而死。路德翻译了全本圣经;慈运理(Zwingli)将伊拉斯姆的希腊文圣经中的保罗书信手抄下来;赖非甫尔(Lefevre)将新约译成法文,加尔文(Calvin)也翻译了圣经。每一项改教是否被接受,全看这原则能不能从圣经中找到支持和印证。因此,圣经成为当日的试金石;圣经的研究和精读,也成为一切宗教教育的基础。

 

【改教运动的开端】改教运动肇端于马丁路德之张贴九十五条款,时为主后15171031日。所谓九十五条款,乃是路德对当时罗马天主教贩卖赎罪券的看法。路德此举并不代表改教运动,这只是带进改教运动一连串活动中的第一个行动而已。

    路德将九十五条款钉在威登堡教堂门上的那一天,正是万圣节。按照罗马天主教的惯例,要将教堂的神圣遗物展列出来,给来自远近各地的人观赏,并藉此获得捐款。这些来宾很自然地看到教堂大门上张贴的大纸。他们驻足而读,回家后,报告给邻里街坊的人;这些人又传给别人,于是这件新闻像野火般地传开了。

    当时印刷术刚发明不久,这九十五条以拉丁文写成的条文,立刻被译成各种文字并付印,以令人无法置信的速度,传送到西欧各国。不到两个礼拜,全德国都知道了路德的九十五条。四个礼拜后,全西欧的人都读到了。它所带来实时而巨大的影响是:几乎停止了赎罪券的出售。

 

【九十五条款的真正意义】路德的九十五条并未攻击赎罪券本身,他所攻击的是销售赎罪券时所引起的弊端和恶习。对这些弊端,威克里夫和胡司早已提出抗议,然而路德的抗议所引发的冲击,远超过前人所作的。路德靠着圣灵的引导,提出对赎罪券的质问,他的手指,大胆地指向罗马天主教最敏感的焦点上。

    教会和它的首脑人物──教皇,因赎罪券的售卖,可以获致大笔进项。尤有甚者,这时期,整个教会系统已经腐化到一个地步,把圣礼和圣职人员抬举到最重要的地位上。罗马天主教规定,只有神父可以主持圣礼;若没有告解礼、宣赦及赎罪券,就没有救恩。一个人的得救与否,全操在神父手中。因此,教会对信徒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控制力量。

    九十五条所表达的意义,有将信徒自神父手中释放出来的意向。这一下,罗马天主教会不只是略受震撼而已;事实上,路德所摇动的正是当日罗马天主教会的根基。

 

【九十五条款所引起的抗争】(一)路德被传到罗马:路德所做的事,正好打击到教皇的两个要害:他的权威和他的钱包。当教皇发现奥古斯丁修道院院长无法制服路德时,他决定自己处理。主后15187月,他发出了传票,将路德传到罗马,到他本人面前。路德假如真的去罗马,必定是死路一条。幸好,路德有一位忠实而有大权的朋友──选侯腓勒德力,腓勒德力尽他最大的影响力,要罗马取消对路德的传票。当时教皇盼望腓勒德力能成为皇帝,因为他比其它两位选侯容易操纵。为此,教皇听了腓勒德力的话,取消了对路德的传票。

    (二)迦耶坦无法对付路德:这时,教皇的代表迦耶坦(Cajetan)正在德国奥斯堡参加国会。教皇写信给迦耶坦,特别授权给他,命令路德到奥斯堡。对路德而言,前往奥斯堡是非常冒险的事。还好他的王族朋友帮助获得老皇帝发给安全保证。主后151810月,路德和迦耶坦在奥斯堡见面三次。他们的讨论,好几度进入火爆情况。最后,路德经他朋友的劝告,在夜间秘密地离开了奥斯堡。

    (三)米尔提次较有成就:教皇的下一步,就是派一位特使,前往德国捉拿路德。教皇所派的特使就是米尔提次(Mititz)。他和路德有一次私人会晤。这次晤谈的结果,路德答应只要他的敌手不开口,他就不再讲赎罪券的事;同时也答应给教皇写一封表示屈服的信。

    (四)厄克向路德提出挑战:路德和他的反对者双方所保持的缄默,没能维持多久。厄克(Eck)写了一本反驳路德九十五条的小册。路德在威登堡大学的一位同事迦勒斯大教授(Carlestadt),挺身而出,写了一套反对厄克的论文。而厄克又写了一些驳回迦勒斯大的论文。在驳文中,他对教皇至高权柄提出极端的看法,引起了路德的反驳。厄克对此无法容忍,于是向路德提出挑战,要和他辩论教皇的至高权柄。

    (五)来比锡之辩:主后15197月,厄克与路德在来比锡会面。以学识和辩才而言,这次辩论差不多棋逢对手;但厄克用巧计对付路德,使他在众人面前宣称:康士坦丁会议对胡司的某些教导作了不公正的定罪。这使得路德在众人面前,显出他是和一位被教会正式指责为异端的人站在一边。经过这次辩论之后,所有的人都看清,要使路德与罗马天主教会再度和好,是绝对不可能的事。

    (六)革除教籍:来比锡之辩以后,厄克立刻赴罗马,要求教皇利奥发出革除路德教籍的诏谕。而路德也于主后15205月,出版了一本小册,题名为《论善行》。书中,他很实际地将“义人唯独因信得救”的真理,应用在日常生活中。这一本小册,给举世带来了远大的影响。终于在主后15206月,教皇利奥签署了革除路德教籍之诏谕。在诏谕中呼吁所有人焚毁路德的著作,并要路德及他的跟从者于六十天内公开撤销看法,否则,他们都将以异端定罪。

    (七)路德的对抗:对于教皇的诏谕,路德出版了一份单张题名为《驳敌基督可咒之教谕》以示对抗。又于主后1520年下半年,出版了三份论著,这三份著作,被称为“三份伟大的改教论著”。第一份名叫《致德国基督徒贵族书》,文中呼吁他们远离罗马所助长的恶习;第二份是《教会被掳到巴比伦》,在此文中,路德揭露教会必须经由神父及圣礼才能得救的错谬;第三份叫《论基督徒的自由》,内容包括了基督徒生活的各层面。

    (八)皇帝传唤路德:在来比锡辩论会期间,西班牙王查理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。教皇利奥虽用尽权柄要使路德屈服,都没有成功;最后只好请求皇帝查理五世设法将路德屈服,不然就将他置于火刑。于是皇帝下诏,传唤路德,出席第二年在沃木斯(Worms)召开的国会。

    (九)沃木斯国会:主后152142日,在皇帝的“安全通行保证”下,路德存着必死的心首途前往沃木斯。一路上,群众夹道而立,瞻仰这一位敢于为德国人民站出来反对教皇,且为着他的信仰坚毅地面向死亡而行的人。四月十七日,路德在国会简短地出现,他被质问说:“这些书是你写的吗?你要收回这些书,还是继续维护?”路德以肯定的口气回答了第一个问题;至于第二个问题,他恳求皇帝开恩给他时间思考,使他的答案不至伤害到神的话,也不使自己的生命处于险境。国会议员们经过一段磋商,然后宣布皇帝批准路德的请求,只是他必须在廿四小时内提出他的答案。于是,国会暂时休会。

    (十)避难于瓦特堡:第二天,四月十八日,路德第二次出席国会。当被问到“要不要撤销所出的书?”他回答说:“对我而言,决不可能撤销,除非圣经证明我错了。我的良心持守神的话,昧良心的行为既不诚实,也不安全。我站在此,神啊,帮助我,我无其它选择!”

    路德因受到德国贵族们的保护,未被加害,沃木斯会议也在没有协议的情形下结束。其后路德被命令离开沃木斯回到威登堡,不准他再讲道。教皇派的人计划,等到皇帝的“安全通行保证”失效后,就将路德逮捕,以异端罪名处死。几天后,路德在他的朋友们的协助下,突然失踪。最后被带到瓦特堡(Wartburg Castle──一个安全的藏身之所。他在那里藏匿了十个月,免于受到风暴的搅扰,而将全部时光用于写作。

 

【压制路德主义受到拖延】(一)皇帝忙于与法王开战:皇帝查理五世,于一五二一年的沃木斯大会结束后,很快便忙于与法王弗朗西斯一世开战,断断续续,一共有八年之久。而且,由于土耳其人声势汹汹,驰骋在巴尔干一带,企图推翻这个帝国,致使皇帝身边一些反对路德的人,无暇向路德下手。更有趣的,是教皇自己的政治阴谋,也阻延了查理五世去压制路德派,因为教皇恐怕查理手中的权力太大了。

    (二)路德大量著述:虽然路德住在瓦特堡,并没有受敌人的骚扰,但辗转病榻,患了抑郁、失眠及其它多种病症。他把注意力集中在剧烈的智力劳动上去,十个月内,他写了十二本书,并且将整本新约圣经由希腊文翻译成德文。路德这本新约译文,以通俗德文译成,文字刚健,令圣经对德国人民的生活,起了重大的影响;另一方面,新译本亦有助现代德语的形成。日后,他又把旧约圣经翻译成德文。

    (三)由别人推动路德主义:正当路德在瓦特堡的时候,他的两位威登堡同事,承担了改革的领导工作。二十五岁的墨兰顿(Melanchthon),是研究古典作品的天才,他所写的《教义要点》,订定了圣经的基本观念及教义,实际成了新运动的第一本系统神学著作。对于墨兰顿本人,路德说:“我粗野、狂暴、激烈,合起来就变成好战;但墨兰顿先生却温文尔雅,以喜乐来灌溉和耕耘。”

    另一位路德的同事也在此时踏上前线。他就是激进的迦勒斯大(Carlstadt)教授。他企图将路德的改革转为一个激烈的革命。他倡导废除告解和神父装束,以及教士的独身制度。他在弥撒中以德文代替拉丁文,将酒与饼分给一般信徒,并反对使用偶像与图画。由于他的影响,反对弥撒的骚乱发生了,损毁教会的艺术品以及财物。

    (四)路德出面打击激烈派:威登堡的城市会议,对迦勒斯大及其它激进的行动都深感震惊,于是邀请路德回来再领导改革。路德遂冒着生命的危险复出,亲自出来打击激烈派,在威登堡公开作改革运动的领袖。从此以后,路德就被认为是一个保守的改革家;就是说,他保留了罗马天主教中他认为并不是圣经所特别禁止的一些遗传,例如:婴孩受水礼,教士袍,蜡烛等,因此一些天主教的特征,也出现在路德派里。

    (五)农民革命:一五二五年,路德结婚,同年,也发生了一个大规模的农民叛变。一直以来,有几个世纪之久,中古的欧陆农民对剥削他们的贵族不满,经常有反抗和叛乱之事。而宗教改革时威登堡的教会会众大多是农民,所以不久,农民们发觉,他们的民族英雄路德,已替他们的要求提供了神学的基础。他们开始借用“自由”与“信心”等字句,不是运用在神学命题上,而是应用到社会问题上。他们出版了《十二条款》,声称:如果人民有自由选择作基督徒,也有自由不被劳役。他们要求取消各种苛捐杂税。结果引起流血暴乱。

    路德最初对农民的要求表示同情,后对农民的抢掠与屠杀极感震惊,竟发表文章赞成对暴乱的农民处死。在这场暴乱与报复中,估计至少有十万农民被杀。路德也因此对一般老百姓失去信心,以后就寄希望于贵族去作改革运动了。

    (六)路德派的新危机:到了一五二九年,皇帝查理击败法王,又将土耳其人逐离维也纳,遂召开斯拜尔(Speyer)会议,通过一个谕令,要完全根绝路德派的改革运动,把路德化的区域,重新天主教化。路德派的人对此提出抗议,就是因为这次抗议,所谓“抗议者”(Protestant)一词便产生了,此名后来又译作“抗罗宗”或“复原派”。本来这名最初是指路德宗派,后来却泛指所有于十六世纪与罗马天主教决裂的教会团体。斯拜尔会议,限定路德派在一年内回答上述的谕令。

    (七)奥斯堡会议:翌年,即一五三零年,召开奥斯堡(Augsburg)会议。那时,路德因已被帝国摈出教门,当然不能出席奥斯堡会议,只好委由墨兰顿辩护。事先,他们准备了一份“信经”,在会中当众宣读。后来各处的信义宗(路德派)大半都承认这“信经”为公共的“信经”,这也是团结全信义宗的一个工具。但是奥斯堡会议却不予采纳,并限令路德派在一年之内放弃他们的“异端”,否则就要叫他们尝尝剑锋的滋味。为这缘故,拥护路德主义的邦国在一五三一年组织了军事同盟,称为“施马加登同盟”(Schmalkaldic League);而拥护天主教的邦国也联合起来,准备军事行动,但因皇帝查理五世犹豫不决,故再次成为僵局。

    (八)路德之死:抗罗宗与罗马天主教徒相持不下所造成的休战状态,在一五四六年二月仍在难分难解之际,路德死了。路德死前,尚竭力排解两位彼此不和的公爵。事后,路德在回到威登堡途中,忽得一病,就死在故乡埃斯勒本。临终时说:“父啊,我的灵魂交托在你手里。信实的神啊,求你救赎我。”旁边的人问他说:“你仍坚心信靠基督和你所传的道么?”路德说:“是!”言讫气绝而死。路德之死,对于路德主义运动并不是一个致命的打击,因为后继有人,高举火炬的名士遍布欧陆各国和英格兰。

 

【路德主义的广传】在一五四零年之前,德国的北部大多数已正式采纳路德主义了。在一些边境的邦国如波希米亚和波兰等国中,路德主义声势极盛。匈牙利在改革初期,即已采纳。丹麦于一五三六年,也采纳了改革运动的主张。瑞典于一五二七年,采纳路德主义。至于在苏黎世的慈运理,在日内瓦的加尔文,在大陆各处的激烈派和重浸派,和在英格兰的亨利八世,虽与路德主义稍有差异,但亦属改革运动。

 

【施马加登之战与奥斯堡和约】教皇保罗三世于一五四六年发动十字军,向路德派的国君进攻,因此爆发了施马加登之战。路德派惨败,但因查理五世与教皇彼此猜忌,阻止了路德派的立刻毁灭。一五五二年战事再起,路德派在数个月内便收复了一切失土。

    一五五五年,争战双方签订奥斯堡和约,承认路德派有权在帝国境内留存。如此,新旧两派遂能和平共存。

 

【瑞士改教和慈运理】(一)慈运理:主后一四八四年,著名的改教运动领袖慈运理(Ulrich Zwingli)生在瑞士。慈氏的一生和路德完全不同。他从未在修道院中过修道士生活。他也不像路德,心灵经历深处的罪恶感。他不了解路德寻求得救的属灵挣扎。

    路德出自于中世纪黑暗时代,接受经院派神学教育,读过许多教父著作及中世纪教会色彩的作品;慈氏则在文艺复兴的影响下受教,研读的是早期希腊、罗马的著作。

    慈氏最先受伊拉斯姆很深的影响。他详尽研读全部新约及教父著作;他和伊拉斯姆的看法一样,无意攻击罗马天主教会,只希望藉教育慢慢改善教会。最初,他个人的某些改教看法与路德无关,但后来他完全被路德影响,以致越来越远离伊拉斯姆的看法。

    一五零六年,他作了牧师,常常研究圣经,兼任军中的牧师,有时随营到外国。后来看见在外国当兵的瑞士人,品行恶劣,有害于瑞士,感触良深。

    (二)慈运理改革瑞士教会:一五一七年,他宣告“圣经乃基督教独一的根基”。基于此立场,慈运理比路德更跨前一步;路德还容忍那些圣经没有特别禁止的事,而慈运理只相信并顺从圣经明言的教训和礼仪。此外,慈运理很注重在日常生活中顺服神的命令,视此为“因信称义”的结果,也是“因信称义”之外当加上之事。

    一五一九年,慈氏充当苏黎世总会的牧师,他开始有系统地传讲马太福音,这项激进的新作风被视为瑞士改教运动之始。一位听见慈运理解经的人见证道:“当他听见被淹没了千年之久的神之道时,彷佛有人抓住他的头发拖着走一般。”

    苏黎世教堂中的图像被搬走;弥撒被废止;祭坛、圣人遗物及宗教游行都弃绝不行;教会的行政管理、穷人的照应工作交给市政府来办理;学校制度也改善了。

    从苏黎世开始,改教运动蔓延到好几个瑞士的县郡。

    (三)慈运理与路德的不同:慈运理改教的目的,虽大致和路德相同,但下列数点与路德相异:

    1)慈氏改教,不但要改罗马天主教根本上的弊病,也很注重改正所遗留的形式:他更改礼拜的规条,不准用诗歌、风琴、圣桌等等。

    2)他依赖政府的权势改教。

    3)他最注重信徒得圣灵的感化,就可成为圣洁;但路德所注重的,是“因信称义”的道理,与神有父子之交通。

    4)他说圣餐是记念耶稣为世人赎罪的一项仪式,饼和杯是基督身体与血的象征;但路德主张说,圣餐的饼乃基督身体之确实临在,而非只是一个象征。

    一五二九年,慈氏和路德讨论道理,两相背驰。路德说:“你我不是同受一个圣灵的感化。”

    有一段时期,慈运理的影响力远及瑞士各地及德国南部。但他于主后一五三一年的一次战役中阵亡,以致该区复原教信徒渐渐倾向加尔文。

 

【重洗派】在改教期间,有一班热诚的基督徒研读圣经,相信只有那些悔罪信福音者方能受洗,这班人被讥为“重洗派”──这名词是一种谑称。他们所有的人在婴孩时期已受洗,但他们认为这是不合圣经的,因此等于没有受洗。罗马天主教和抗议宗新教徒都反对他们,认为他们等于是重新受洗──故称重洗派。当然重洗派的人认为根据基督的教训,他们根本未曾受过洗,基于这个理由,他们强烈抗议所加给他们的名称。

    路德和慈运理把人引向圣经。尤其是慈运理鼓励人组织家庭读经小组,结果是其中一些拥护新教的人发现了“进一步的亮光”,觉得改教所作的仍然不够。这些追求者发现的真理之一是,只有个别悔改承认信仰的人才能受洗,而婴孩根本不知悔改为何事,当然无法受洗,即使受洗也毫无意义,只有确定自己重生的人才能接受洗礼。“当甘蓝菜还在泥土中时,洗它是毫无意义的事。”此教义含意深远,接受此教训意味着只有这样受洗的信徒才是教会的真实份子。

    重洗派开头时还采用点水礼,这是依照当时他们所知道的最好的亮光。后来他们当中有些人认为,浸礼才是合乎圣经,就采用了浸礼。

    一五二七年二月,重洗派在迈可沙特勒(Michael Sattler)的领导之下,明确地发表了信仰告白,表示根据新约圣经,只有信徒才能受浸,也只有受浸的人才能组成教会,而每个教会是独立自治的,当然与其它教会有交通。结果不到一个月,沙特勒被焚,他的太太则被淹死。

    路德原先对重洗派采取宽大的态度,但一五三一年他赞同“刀剑政策”,把重洗派视为“亵渎神的、极具煽动性”的人。墨兰顿也同意此决定,而素来与他们有歧见的慈运理,也在这一点上与他们同心合意,认为这是对待重洗派的最合适之道。无怪乎许多重洗派信徒认为,一五三一年十月十一日慈运理战死沙场,乃神的审判临到他,因为他竟如此对待同作基督肢体的人。慈运理死时年仅四十七岁。

 

【约翰加尔文】(一)加尔文的早年:第三位著名的改教运动领袖是加尔文(John Calvin),他于主后一五零九年生在法国一个富豪的人家。十三岁时,即被送往巴黎大学读书。他的天分很高,但读书的时候很能安分克己,从不违犯校规。有人说:加氏读书一周,就用一天温习一周的功课;读书一年,就用一个月温习那一年的功课。他求学的恒心,由此可以表明出来。

    加氏说:“我做小孩子的时候,我的父亲决定要我学习神学。后来看见研究法律的,在各处所得的利益大些,他的计划因这盼望忽然改变了。因此我也不得不舍弃我的哲学来学习法律。我虽服从了我父的意见,想在法律上用功,只是神有不可思议的预备,引导我往别的方向走。最初我居在那倡异端的教皇势力之下,好似掉在无底坑里,不容易被拖出来。虽我年龄极轻,性情极硬,然而神忽然使我悔改,屈服我心,使变为温柔。”

    一五三一年,加氏的父亲一死,他就顺着自己的意思,研究神学。他悔改之后,立定志向,凡事要顺从神的旨意,又觉得神要他做一个专门神学家。

    (二)成为改教领袖与作家:加尔文在青年时代游学时,结交了许多有影响力的朋友,其中一位是巴黎大学校长柯布。主后一五三三年,柯布发表了一篇万圣节演讲。演讲内容充满伊拉斯姆及路德的观点。由于谣传该讲稿曾经过加尔文的指导,以致他们俩人都必须逃命。趁着朋友们在前面与地方长官交谈之际,加尔文赶紧从后窗潜逃。

    接下来,是一年的漂泊。加氏从一城逃到另一城,而且必须经常化名。每到一处,就在秘密的地方教授一小群人。

    主后一五三五年,加氏的亡命生涯总算在瑞士巴塞尔得到一段喘息的日子。这期间,他把全本圣经真理作有系统的整理。于主后一五三六年春出版了他的《基督教原理》(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)。这本书被誉为基督教最具影响力的伟大著作,不只在改教时期,直到今日仍是如此。在写这本巨着时,加尔文才廿六岁。

    《基督教原理》原先只是一本小册子,把基督教信仰的基本真理作个摘要,以便让人明白最近在法国活活被烧死的许多忠心圣徒所持定的信仰。(以后加尔文逐渐增大其篇幅,使它成为最详尽的基督教教义论述之一。)由于此书流传至全欧改教者手中,使这位年轻人成为新教义的领导人物。

    (三)日内瓦结识法惹勒:《基督教原理》出版以后,加氏决定到德国西南的司特拉斯堡(Strassburg)过平静的学者生活。但因战火阻挠,只得绕道而行,经过瑞士日内瓦,原计划只在那里停留一夜。但日内瓦改教运动的领袖威廉法惹勒(William Farel)一得知基督教原理的作者来到,就赶去旅馆找他。法惹勒比加尔文年长二十岁,身材短小,个性强烈,两眼炯炯发光,留着红胡须,无怪乎被称为“改教运动的以利亚”。

    加尔文亲自描述了那个重要夜晚所发生的戏剧性事件:“法惹勒为着福音的推展心中极其火热,竭尽所能地挽留我。当他发现我定意闭门读书,远离其它工作时,既然恳请无效,就开始求神咒诅我的退修,打破我读书的平静──如果在需要是如此急迫的情况里,我还要退修且拒绝给予帮助的话。我被这样的祈求吓着了,遂停止前行的计划。”

    法惹勒和加尔文很快就完成了日内瓦的改教运动,罗马天主教被逐出该城,是年(即主后一五三六年)五月一日人民投票表决,接纳新教统治该城,以福音为生活准则。

     (四)在日内瓦的伟大事工:有个意大利的贵人到日内瓦,曾写信告诉他的朋友说:“我参见改革的教会很多,从没有见过像日内瓦这样好的。每逢礼拜四日,牧师和十二个长老,聚会一次。凡被人控告,言语、行为,对于神和基督教的‘信经’失敬的那种信徒,一律都召来加以斥责;他们本着圣经、用仁爱、温柔的话,劝人归依真理。平时这城里很有趣味的景况,就是每天下午有人讲道。当摇铃的时候,家里铺户都关上门,街上的朋友或行人,都停止谈论他们的事业,分途到邻近的礼拜堂;由衣袋里拿出一本小书,里面写着大卫的诗篇和诗篇的唱谱。他们的圣餐每年共有四次。举行圣餐时,牧师应有的手续,就是在发圣餐的礼拜日前一礼拜,划分全城为几部分,并跟董事部的长老从这家到那家,逐一地问信徒论这圣礼的重要,彷佛父亲教导儿子一样。又劝那没有预备好的人不领此礼。凡良心有畏惧的,就再三的安慰他,使他明白神在耶稣基督里是何等的慈悲。大小礼拜堂内,将一切的异端和拜偶像的记号除去,只剩讲台、座椅,专以洁净为要。昔日的修道士的住宅改作学校。学生所学的,除读书、习字外,也学拉丁文、希腊文和希伯来文;尤以虔敬的行为,是学生特别学的。”

    (五)加尔文与路德的异同:加尔文与路德在“预定论”的看法上一致。他们都相信神已在万世之前拣选了承继永生的人;两人都根据奥古斯丁及保罗书信发挥这项教义。

    在崇拜的仪式上,加尔文与路德不同:路德尽量保留罗马天主教的崇拜仪式,只要是圣经没有禁止的事,他都保留;加尔文尽量远离罗马天主教的崇拜仪式,他只实行圣经所吩咐的事。然而他们二人均以讲道为崇拜的主要项目;二人都为会众预备诗歌本,只是路德着重圣歌,而加尔文偏重诗篇。

    在教会行政上,加尔文与路德不同:路德准许政府过问教会;加尔文不承认政府在教会中有任何权柄,他甚至使教会有权干涉政府;而且加尔文比路德更强调教会惩治。他们二人都顾念穷人,都在教会中安排执事,专做关怀贫民的工作。

    他们二人都深信“每个人都有权自己读经”。为了达到这目的,路德将圣经译成德文,加尔文将圣经译成法文;他们二人都是语言文字的专家,他们的译文对本国的文字架构有不少贡献。

    他们二人都重视教育:路德本是威登堡大学的教授,同时也讲道;加尔文本是日内瓦教会的传道人,晚年时创办了日内瓦学院,自己也成为该院教授。他们二人都强调信仰必须奠基在纯正教义上,因此,二人都为信徒写了信仰问答书(Catechism)。

    在对圣餐的看法上:加尔文与路德及慈运理都不同。加尔文与慈运理都否认路德“基督的身体真正临在饼和杯中”的看法;但加尔文又不同意慈运理“圣餐仅为纪念仪式”的看法;加尔文认为:“基督的灵真正临在饼和杯中,信徒凭信心领受圣餐时,真正领受了基督,不是属体的(bodily),乃是属灵的(spiritually)。”

    加尔文和路德都坚信“唯独因信称义”的道理。对路德而言,“因信称义”是教会站稳或跌倒的根据;对加尔文而言,“预定论”是教会的基础。加尔文认为教会是一切尚存与已逝的蒙拣选者之总和,环绕这蒙拣选者的外围,建立着有形的机构,其目的是为人类的一切关系而施行神的计划。因为被召的人多,选上的人少(太廿二14),外表的教会,当然要包括许多有名无实的基督徒,或未蒙拣选的人。

    路德强调“人的得救”;加尔文强调“神的荣耀”。

    (六)加尔文之死:从一五四一年九月至一五六四五月,加尔文在此二十三年之中,殷勤工作,未稍间断。在这个非常活动的时期中,有三个连续的阶段,可分如下:(1)五年和平准备,一五四一年至一五四六年;(2)九年可怕的冲突,一五四六年至一五五五年;(3)九年丰收的成果,一五五五年至一五六四年。加尔文改教的影响甚大。当他在日内瓦的时候,有好些人亲到他面前,仿学他的规矩;他自己也用信函指导许多地方的教会。因此他的道理越传越广。英、荷、法、苏格兰诸国,都有人受了他的感化。一五六四年五月二十七日的晚上,加尔文鞠躬尽瘁而死,享年五十五岁。他的标志是“一只手捧着一颗火热的心”;他的座右铭是:“主啊,我心为你而献,敏捷而至诚地!”加尔文的一生,就是遵照这座右铭而活。

 

【加尔文主义的传播】(一)在法国的改教运动:早在主后一五三六年之前,法国的改教运动已因路德等人的著作赢得无数的跟从者;但唯有等到加尔文在一五三六年出版了《基督教原理》,并定居日内瓦,开始以法文依照法国人所能接受的方式表达改教运动的理想之后,这运动才发挥效力。加尔文比前人更会表达思想,他同时提供了确定的组织体系、清楚的教义内容、崇拜方式及教会管理制度。

    加尔文天生是个领袖。他写完书之后,紧接着写了不少信;他与法国复原派信徒频繁的书信来往,他极其用心,以技巧的文笔,把他的观念坚定地灌输在跟从者的心中。

    没有多久,在巴黎就有了组织完善的教会;为了避免受逼迫,信徒们秘密地在私宅中举行小组聚会。到主后一五五九年,法国全地出现了无数复原派教会。据可靠统计,当时将近六分之一的法国人是复原派信徒,甚至一些重要人物也加入了改教运动。

    主后一五五九年五月,法国复原派教会在巴黎召开一次大会,议决采用“加利亚信经”(Gallic Confession)为信仰内容。

    这次大会也将法国的复原教会依全国性规模组织起来;在这方面,加尔文再一次提供了组织的模板:全国被分成几个区,在特订的时间内,每个区内各教会派牧师及长老聚在一起开会;全国性大会,则由全国各教会派牧师及长老出席。

    过去法国的复原派信徒有时被称为路德派,有时被称为加尔文派,直到此时,才正式被称为历史上的名称“预格诺派”(Huguenots)。

    (二)在荷兰的改教运动:主后一五三六年,当《基督教原理》一出版,法国几乎立时有了转变;但荷兰却延迟到一五五零年,才开始感受到加尔文卓越思想的冲击,而这思想立刻赢得胜利,使路德派、慈运理派、重洗派都退到后面。以前荷兰的学生们到威登堡去就读路德的大学;现在,他们前往日内瓦就学。渐渐地,这些跟从慈运理及加尔文的复原派信徒被称为改革派(Reformed);他们与路德在圣餐的看法不同,同时认为他们将改教运动带到更高的境界。所有持改革派信仰的复原教徒都极爱、也极尊敬路德,因他勇敢地开始这项脱离罗马天主教的奋斗,但他们仍以加尔文为属灵父亲,而非路德。

    在这期间,荷兰国王查理五世一直在逼迫复原教信徒。由于逼迫激烈,在荷兰境内无法安全开会,他们只得离开自己的国家,于主后一五七一年,前往东弗立斯兰靠进德国边界的安姆丹城(Emden),在那里举行宗教会议,在会中采用日内瓦方式制订了教会制度。

    借着信条、诗篇集及教会制度的采纳,完成了荷兰改革宗教会的大部分组织,并把教会稳固地建立起来。

    (三)在苏格兰的改教运动:像在法国和荷兰一样,加尔文在苏格兰的影响也渐渐超过了路德。这段从路德主义转向加尔文主义的过程,是借着魏沙特(George Wishart)的影响而来,然而诺克斯(John Knox)却成为苏格兰伟大的改教者。魏沙特于主后一五四六年被绑在柱烧死时,诺克斯曾欲保护他;他后来被捕,在狱牢住了十九个月,并被驱逐往欧洲大陆;在那里,他完全确切相信加尔文主义。

    主后一五五九年,诺克斯回到苏格兰后,改教运动就全面展开。诺克斯的讲道非常有能力,他的风格是直接、活泼、简明。诺克斯的讲道就像把火种投进弹药库中,每次他讲完道就必爆发捣毁偶像行动。

    主后一五六零年,苏格兰国会宣布改变宗教;以复原教取代罗马天主教而为国教;并采纳大部分由诺克斯所写的加尔文派信条;教皇权柄及所有天主教高级职员的管辖权一概取消,并禁止举行弥撒。一五六一年,公布了“教会管理法规第一集”(First Book of Discipline)。这本法规将加尔文在日内瓦所行的教会制度应用到苏格兰全国。在每个教会中,由一位牧师及数字从会友中选出的长老组成“集会”(presbyteries),这就是苏格兰“长老教会”的开端。

    苏格兰女王玛利亚是个顽强的天主教徒,又美貌、又能干,在位前三年时间内,她曾为罗马天主教光复相当多失土,但后来她犯了许多错误,才挽回了改教运动的命运。她的不智之举及不道德行为,不但使苏格兰陷入混乱,也使罗马天主教失去声望,以致百姓和领袖们都倾向复原教。到主后一五七零年,苏格兰长老教会已经稳固地建立起来。

    两年后,诺克斯死于十一月廿四日。

 

【英国(安立甘)教会的改革】(一)丁道尔翻译圣经:丁道尔(William Tyndale)先后受到伊拉斯姆、路德、慈运理等人的影响,因此他定意要把圣经放在每一个人手中。丁道尔的译本于主后1525年在德国出版,是直接由希腊文译成英文的精彩译本。在往后十年中,又出了七版。在整个翻译过程中,丁道尔都在强烈反对和恐怖逼迫的威胁之下。最后,他的敌人将他捉到,丁道尔终于在主后15366月于布鲁塞尔附近殉道。他在死前最后的祷告,是求神开英王的眼睛。翌年,他的祷告就得蒙答应。英王亨利八世准许科威对勒(Miles Covedale)的英文译本在英国出版,使圣经在英国有广大的流通。百姓阅读圣经英译本的结果,使英国改教运动的种子得以播入人心。

    (二)亨利八世作英国国教的元首:英国的改教运动有许多独特之处:一方面,在英国没有一位突出的、伟大的领袖,诸如路德、慈运理、加尔文、诺克斯之类的人物;另一方面,英国教会的改革,不是经由教会职员推动,而是借着一位国王。

    英王亨利八世(Henry VIII)因教皇拖延不批准他与皇后的离婚,就推动国会于主后1534年通过一项法案,宣称英国国王是“英国教会唯一最高元首”。这项改变,不是在教义上或崇拜仪式上,而是在教会的行政管理上,由国王取代教皇的地位,成为英国国教的至高元首。

    (三)亨利增加改革项目:过不久,亨利开始在教义方面、崇拜仪式及某些信仰实践上增加一些改革。修道院被关闭,圣徒遗物不再被视为神圣,也不再展览。在亨利八世治下,圣徒遗物的扫荡与毁坏,是对中世纪迷信的一次重大打击。直到亨利八世去世,英国还不是一个复原教国家。

    (四)爱德华六世:爱德华六世(Edward VI)即位时年仅九岁,便由倾向改教运动的舅父索美塞德公爵(Duke of Somerset)摄政,是他促使英国的改教运动有相当大的进展。

    主后1547年,国会通过法案,准许信徒在圣餐时,不但可以领受饼,也可以领受杯。次年年初,宣布所有图像都需从教堂中挪走。再过一年,又宣布圣职人员不必守独身,祭司以及圣品人员结婚视为合法。

    (五)血腥玛利治下的天主教复苏:爱德华于主后1553年因肺病去世,享年仅十六岁;他的姊姊玛利(Mary)即位,登上英王的宝座。

    玛利是个坚定的天主教徒,她使英国改教运动至少倒退了廿五年。所有国会在前王任内通过的法案,都被撤销。凡赞成改教运动的主教或低级圣职人员,都被革职。她又大肆逼迫复原教徒,据估计,在她统治期间,英国各地至少约有三百人被火烧死。许多改教领袖逃到欧洲大陆;克蓝麦(Thomas Cranmer)是爱德华时代《公祷书》与《四十二信条》的主要起草人。主后1555年,他被革除教籍,被迫公开承认教皇有权管辖英国教会,并签署了一份否认复原教主义的宣言。但他在主后1556321日接受死刑之前,把以前所有翻供与否认的事全部撤销,而以坚定的口气宣告他的复原教信仰,终于被火烧死。

    (六)伊利沙伯时代的改教运动:玛利于主后1558117日去世,由她妹妹伊利沙伯继位。当玛利在位时,伊利沙伯的生命一直在危险中,因为她受教于克蓝麦,表面上遵行天主教礼仪,心中却归属复原教。登基以后,她终于使英国改教运动获胜,再度摒除所有教皇在英国的权柄。天主教徒在英国,从此变成了少数人。

 

【英国清教徒的兴起】当血腥玛利逼迫时,许多复原教徒逃到日内瓦归附了加尔文。后来伊利沙伯登位,这批信徒便怀着满腔热情、带着加尔文观念回到英国。但当时的改教运动根本不能满足他们,因为他们所期望的是看到英国教会被澈底洁净;因此,这批人就被称为“清教徒”(Puritans)。

    清教徒相信教会崇拜的要素,应该单以那些记载在圣经里的为限。这个原则当然会把罗马天主教许多以遗传为根据的实践废除,也在许多方面,把路德改教运动所保留下来的东西除掉,因为路德决定在崇拜中把许多遗传留下来,除非这些是圣经所明文禁止的。因此,清教徒立意推行一种更激烈的新教,他们坚决反对当日在教会中流行的牧师礼袍、跪着领圣餐方式、以及洗礼时划十字的记号;他们认为这些都是“天主教的旧酵”,必须扫除干净。

    清教徒当中有些人,认为英国国教的行政型式与新约所载大不相同,因此,他们主张教会中应当由长老们负起教会惩治的工作,所以又称为“长老派清教徒主义”(Presbyterian Puritanism)。他们又认为,牧师任职必须得地方教会的同意,且认为所谓“监督、长老和牧师”所有的职份,应当居于平等的地位。

   

【分离主义的发展】清教徒虽然都接受加尔文信仰,但后来分成两派:一派仍愿留在英国国教内,从内部加以改革;另一派则认为从内部改革教会,不但旷日持久,并且简直是不可能成功的,他们要立刻建立一个他们认为是合乎圣经真理的教会,因此决定脱离英国国教,故这一派被称为“分离派”(Separatists)或“不同意者”(Dissenters)。在教会行政制度方面,后者强调每一个教会都是独立自主的,没有一个教会可以干涉另一个教会,因此,他们又称为“公理派”(Congregationalists)或“独立派”(Independentists)。

    当分离派清教徒,在官方教会之外,开始了许多的聚会时,伊利沙伯女王决意对付他们,有些清徒的传道人被处绞刑。伊利沙伯去世,主后1603年,詹姆斯一世(James I)上台后,对清教徒的逼迫变本加厉。主后1620年,有一批清教徒搭乘“五月花”(Mayflower)号渡轮来到美国大陆新世界,从此开始了伟大的清教徒移民潮。第一批清教徒在他们的长老威廉布鲁斯特(William Brewster)带领下,来到新英格兰的普莱茅斯(Plymouth),在那里开始建立第一个殖民地,这批分离派清教徒又叫“天路客”(Pilgrims)。

    伊利沙伯死后四十年内,清教徒都在受压及逼迫之下。直到主后1640年的“长期国会”(Long Parliament),长老派清教徒才占大多数。但国王查理企图对国会加压,要求国会交出五名清教徒议员领袖,国会不从,因此使英国陷入内战。战争初期,国王这边占优势。幸国会军队在一位名叫克伦威尔(Oliver Cromwell)的睿智领导下,终于克敌制胜。“克伦威尔军团”团员充满了宗教热忱,他们不起誓、不喝酒、唱着诗、迈向战场;没有战事的时候,他们就在一起读经、祷告、唱诗。

 

【詹姆斯王御译圣经】主后1603年,詹姆斯一世接续伊利沙伯继承英国王位。清教徒在新王上任时,立刻联名上书请愿,提出各项要求。于是在国王面前举行了一次主教们与清教徒之间的会议。该会虽未通过清教徒的要求,却决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──出版一本新的英译圣经。这项决议,带出了主后1611年所出版的英王御译圣经(King James Bible)。这本圣经,直到今天仍为说英语的信徒所通用。

 

【公理会和浸信会简介】第一个在英国传播公理会(Congregationalists)思想的人是布饶恩(Robert Browne)。他曾出版了一本书,名叫《一本教导真基督徒生活言行的书》;书中阐释了公理会的原则。这套有关教会行政体系的原则,至今仍为公理会所使用。

    简而言之,公理会主义所强调的是:每个教会独立自主;各教会选择自己的一位牧师、一位教师、数字长老及数字执事;教会间,彼此没有管辖权,却以弟兄相爱之情互相帮助;在需要时,各教会可以派代表在一起开会,案件可以在会中提出思考,并加讨论;会议的决定,各教会可以自己决定是否采纳。

    由于大逼迫临到,在英国斯克洛比(Scrooby)的公理会,于主后1609年迁到荷兰的莱登(Leydent)。这间在莱登的公理会,后来在新大陆教会历史中,扮演重要的角色。

    英国浸信会的创始人斯密特(John Smith)原为安立甘国教的牧师,他对圣经经过悉心研究以后,于主后1606年决意离开国立教会,参加分离运动。他和他的会友们逃到荷兰阿姆斯特丹,在那里,他得着一个极深的信念,认定圣经是信仰与实践的唯一指引,而根据圣经,只有心信主的人才可以受浸。后来,有一部分会友于主后161112年间,回到英国,在伦敦建立了第一间浸信会。

    英国的浸信会后来分成“普遍浸信会”(General Baptists)和“特殊浸信会”(Particular Baptists)两派。前者接受“普遍救赎”的教义,意即基督为全人类而死,不止是为少数人死而已;后者则接受“局部救赎”的教义,意即基督只为被拣选的人受死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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